农机,如脱粒机、播种机、收割机,现在除收割机外其它两种国内已经能够解决，这可以释放一部分劳动力。”

“如此一来，地方上要增加不少投入。”总理说道。

弼时再次推下了下眼镜说道:“既然是示范县,我建议国家可以适当增加对该县的对外，毕竟同安县国家实际的年投入有一个多亿，而固安县每年只有两千万实在不成比例。”

少其说道:“我看这个账不能这样算，同安县是截留下了华昌的税收,但是国家对固安县的工业投入也不少，十几家工厂，像钢铁企业这样的中大型工厂，一家工厂就七八千万了，综合下来的投入也不比同安县少多少。”

少其看主席、老总几人看了看继续说道:“我对比了两个示范县，发现最大的差异在于，固安县一直在靠国家投入，他们本身的经济创造力很低,而同安县则不同，仅仅一年时间，他们就已经能自行创造效益了，特别是养殖业及其伴随产生的服装制造,我听说他们的皮蛋都卖到东北来了。”

主席朝少其笑了笑说道:“我也听说了，南方人会做生意啊，听说他们县那个推销员很厉害，全国各地到处跑,想尽一些办法卖货,倒是搞得火火红红。”

同安县鸭蛋生产高峰期时日产达到50万枚,这么多鸭蛋，一个县根本消耗不完,因此建立了蛋品、肉制品加工厂，有集体创办的，也有国营工厂，加工出来的鸭蛋往南方卖,皮蛋往北方卖，而鸭子除了卖活禽,大多都加工成了咸鸭,鸭毛也没有丢,做鸭绒服,鸭掌皮制作成中药原料售卖,几乎形成了一整套的养殖产业。

1954年底，固安县一口气从上海卖了一百台缝纫机,成立了一家制衣厂，生产各类型服装包括羽绒服，去年第一批鸭绒服正式上市,首批只有两千件,还没有出同安县城就被卖光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购买力，原因便是华昌近四千名员工，他们的收入非常可观，因此一件不过18元的羽绒服,对于他们根本就没有多大的消费压力。

别看华昌只有几千人消费,但是由于工人的收入比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要高，因此包括工人家属成员,这个消费群体达到了数万人,占据全县人员的近十分之一，如此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聚积在一座原本物资匮乏的小县城，可以想象他们手中已经积攒了多少钱。

如今华昌机电一名见习工，起薪都达到了25元每月，半年转正之后就是30元，每年十三薪，并且逐年加薪不低于10，老员工普遍薪水在50元左右，中级技工75元，高级技工120元及以上，一旦升为技术工程师收入直接来到200元每月，收入水平领先全国同行业。

强大的购买了，直接带动了整个县城的消费市场，并且由于同安县实行的是一般性市场经济，个体户、民营企业都可以自由创办，因此催生了大量的个体户，全县仅仅一年时间,便从原有的1200户个体户，飞速增长到了四千多户。

卖炸串、炒面的,卖各种家庭用品、水果疏菜的,还有卖服装、鞋帽、五金用品等等，整个县城的消费市场，只花了一年功夫,便全面盘活。

1954年,同安县的一般财政收入(不包括华昌机电税收)，直接翻了两番，突破了三千五百万元,按现在发展的势头推算,1955年全县年综合财政收入,很有可能突破亿元大关，成为全国第一个破亿元的‘超级’经济强县—―市场经济的威力实在太大了。

领袖们为固安县操心，还在书记处会议上亲自讨论这个县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这一切也是有原因的。

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也算是一个‘较量’，是苏联体制与未来市场经济体制的一次‘小小对决’，方叶如果知道了领袖们在讨论这些，他大概会理解领袖们的心思，领袖们多少还是有些小小的‘不甘心’。

多年的革命理想,如今随着方叶的到来,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挑战’，领袖们多少还是想追寻走一条汲取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与未来市场经济体制教训之外的另一条新路，只是这条新路要怎么走,这还需要实践，而固安县就是一个最佳的实践场所。

县城的五小工业，固安县要搞,大工业也要搞,总之能够为固安示范县人民创造经济价值的路子都要实行,但是这种经济体制的实践，主要靠着上级来推动,这与市场经济体制又不同。

同安县则是结合示范县政策支持与市场来推动，公有制与私营制相结合,谁能打就谁上,不能打的就改变，不改变的就靠边,这是一个‘充分’竞争的体制,需要发挥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因此,固安县与同安县正在展开一场暗自‘较量’，而领袖们考虑到了同安县有着华昌这样一个先发优势,所以加大了对固安县的政策支持与扶持力度,大工业投入,集体经济投入都会加强。

固安县政策与经济发展的问题讨论完了，最后便是对于该县这一次公共食堂造成问题的处罚，不过由于河北各级政府在政治上并没有放错误,只是在执行层面存在问题,所以这次也并没有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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