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疼，那些人嫌吵，抓着我的脑袋往墙上撞。

“咚！咚！”脑袋磕墙能磕出多大的动静，全是闷响，有的人很不满意，逼着我让我说自己是“支那婊子”。

“何先生，你没事吧？”

熊伟凑上来询问，我下意识往后躲，身后就是墙壁，后脑袋磕上去，我吓了一跳，回过神，朝着熊伟摆摆手。

我推了今天本来该有的行程，把自己关在卧房。拉开抽屉，看按顺序规规整整放在里头的信。

好时候戴逸一个月能寄三四封，也有半年没信来的时，最开始那半年就是。

拢共薄薄一沓，我看了太多太多遍，内容几乎都要背下来。

我的心在这些狗屁“之乎者也”里慢慢安宁了，脑子电光火石地蹿过一个念想：要打仗了，得赶快把大嫂和小嫚送走。

我立即点了人跟我出门去公馆接大嫂，汽车开了一小段路，我连忙喊住汽车夫掉头——后头有人跟着。

多半是日本人派来的。

都在盯着我。我不得不警惕，只能嘱咐最信得过的熊伟，让他联系好船，趁天黑偷偷送大嫂和小嫚走。

巨大的挂钟摇摆着，按时间，船应该已经开了。

我心神不宁，在楼上楼下院子来来回回地绕，可算等来了熊伟。

一看熊伟的模样，我的心就猛然沉下去——他失魂落魄，眼圈通红，抬手扇了自己一巴掌才说话：“何先生，董小刀截住了小嫚和大嫂的船。把她俩抓走了！”

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曹之瑞带着个国民党军官到了。

我因大嫂和小嫚而心急如焚，结果那军官愈发慢悠悠地把他手里的地图铺在我面前，不急不缓地给我介绍周边地形地貌。

阿姨沏茶端上来，我这时已急得有些恼了，摁着人家的茶杯盖子：“您有何贵干直说吧。”

他用手指头指着入海口：“从水路到沪地，必经这一处，这一处水浅河窄，我军军船已破除了沿途航标，只要把这个口子填上、堵住，日军就无法进来。目前周围停泊的军船只有20余艘，何先生，”

军官越说越激动，腾一下站起身，“他们的主力从水路进不来，我们的人就能先到！”

我听懂他是什么意思，不接他的话茬儿，开始直接说我自己的事儿：“也是为了威胁我拿这一百艘商船，日本人叫董小刀绑了我妹妹和楼春玉女士。”

看了看曹之瑞，又看看这军官：“我就这么一个请求，请二位搭把手，能救就救，救不了连董小刀一起杀了，别让她俩落日本人手里遭罪。”

他们两个立即异口同声说“好”。

夜长梦多，等着我的商船全召回了岸，我连夜看着脚行挑担子运石头上船。

运了整整一宿一天，足30万立方英尺的石头。

傍晚七点。

汽笛哀鸣，军乐奏响，旗帜升起，舵手推闸——船底部的水底门齐齐打开，一百多艘载着沉甸甸石子的军船、商船缓缓在入海口下沉，直至沉没。

军船上传来年轻的呼喊：“中华民族永不沉没！”

我朝那方向看去，一不小心就看见了里头唯一一个穿黄色陆军军服的男人。那人站在甲板上，正和身旁的海军有说有笑，风把他的头发吹乱了。

汽笛声没有停下，军乐还在器宇轩昂地响，旗帜在飘。几乎要震碎心肺的响声中，我深吸一口，几乎连同魂魄一起吼出去：“戴逸！”

戴逸却不意外，他单手撑住栏杆，抬起另一只手朝我挥了挥：“何先生！”

入海口封了。

我们要回法租界。

汽车路过威尔斯桥，宪兵队连衣服都不换，穿着军服，冲上来，一层又一层的严密人墙，将大桥入口和出口堵得死死。

戴逸一直在看我，几乎抽不出空往窗外瞧，所以他还在继续和我说话：“何先生，同我去重庆吧？”

我恍恍惚惚地跟着应一声好。

他见我这样，终于不说话了，转头朝窗外看去。

此时，我的汽车上除了汽车夫，副驾的熊伟，就只剩下我和戴逸。

后边还有两辆汽车，一辆坐的是戴逸的随行人员，一辆是曹之瑞划给我的巡捕。

上前问询的人被枪杆子顶着推回来，我们只能被迫留在桥上。

桥两边围上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安静的汽车内室里，我开口和戴逸说话：“连累你死在这里，真不好意思。”

我是真没想到日本人的消息能这样灵通。

以我在法租界甚至于整个地头的名气，他们不会马上杀我，会再等一等，等到看客足够多，杀我立威，叫人知道，忤逆他们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坐在我身边的戴逸不说话。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心中有些不安。

我极喜欢戴逸，但戴逸对我到底什么心思，我却是从来没问过的。怕一旦问得不好，两人尴尬，面都不方便见了。

风吹在我脸上——是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