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大，天色都被吹得焦黄。沙子糊住眼睛，有人对我们举起枪，叫我们转过身去。

背对着枪口再好不过，因为我对枪口的形状感到厌恶。各种各样的，勃朗宁、三八大盖、捷克式……我们的、美军的、中国人的。

“砰！”

枪响了。

空旷，沉闷。是驳壳枪，中国人管它叫“自来得”。

枪没打在我身上，我没看见哪个战友倒下。却听见中气十足的吼声：“我看谁敢杀战俘！”

转回头，首先注意到来人军服上有不少块补丁，逆着光本来就看不清楚人脸，这军官的帽檐儿又盖住一小半。

所有中国兵站得溜直朝他行礼，我这才恍然，穿这么破的人居然是这里最大的官。

并不是所有的枪都放下了，其中有一个最小的中国兵，看起来十四五岁，或者更小，他眼睛里含着泪，没到淌下来的地步，就那么恨恨地盯着我，又看看他的长官。

补丁军官把少年兵的脑袋搂进怀里：“咱不杀战俘。”

他们和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又和我们不大一样，我们总是以“粮食有限，防止暴乱”为由杀光战俘。

他们不杀。

我们要被押送到临时的关押地点。

我看了下跪在我身边的战友。

人并不齐——至少中队长就不在这。

我开始慌了。

我隐约猜到他要去哪里。

对中队长来说，尼庵里的，不是人，是罪证。

“请等一下！”我大喊，随即就被长枪抽在后背上。

“请等一下！”我举高两条手臂，等这些中国兵齐刷刷看我，便指向东南方向的尼庵：“尼庵里有你们的人！”

补丁军官走过来，先是狐疑地打量我，见我说中文，他便挥退了翻译官，直接和我对话：“尼庵？里面是什么人？”

“年轻好看的中国女人。”我没有提加措，换了这种更容易懂的措辞。

补丁军官的表情告诉我，他听明白了。

我们进入这片土地之后，见到年轻好看的女人就会‘征收’，征收她们的肉体，怕征收她们肉体的事实败露，还会在征收她们的性命。由此，“年轻好看”成为了世界上最恶毒的诅咒。

我没做过，我一次都没做过。

可我是日本人，是他们中的一员。

是向中国人开枪的机枪手。

我带路，中国兵跟着。

我一路奔跑，藏在军靴里的脚布满了血泡，黏黏腻腻破了又鼓，像一团通电的铁丝，每一步都变得又痛又麻。

左手边第一间。

门推开。

血腥味犹如毒蛇钻进我的血管。

“报告！”去检查了右侧房子的少年兵回到他的补丁长官面前，他眼里颤抖的泪珠终于震落，“女孩们都还活着！”

当然还活着。

中队长就在加措的屋子里，已经流干了他的血。

他的胸口、小腹分别中了枪，血点子大片大片溅在他身后灰黄色的墙上，简直像是他的影子。

中队长的二六式手枪在加措手里，他的手仍被粗重的铁铐束缚，乌铁上的血迹已经干涸，暗红色，像那铁铐原本的颜色。

加措的伤在头上。后脑边侧的位置，枪伤。

我想象不出他们是如何同归于尽的。

墙缝里的蟑螂不急不忙地露头，它个头更大了，从生着黑霉点的墙壁爬出来，一路往下，两条长长的红褐色虫须子摆动，重新确定好方向，转过身毅然决然地爬向门口。

稍后，更多的蟑螂沿着第一只爬过的路线，一同爬出大门。

我下意识地给它们让了路。

我注视着加措，还没等到悲伤的情绪涌上来，加措就睁开了眼睛。

他抹去流从额头流向眼睛的血，慢慢坐起来看我：“阿绵？”

在那一瞬间，我忽然相信了他的佛。

我们在两个月的关押后，被遣返日本。

我的军衔远不够上军事法庭的。我的父亲则是不等开庭，就绝食自杀了。

他把自己饿死那天刚好是神尝祭，我们祭祝丰收的节日。

继母随他而去。

处理好他们的后事，我再次去了中国。

找加措不难。

他挺出名，街坊邻里形容他：留一层薄薄的头发，发际线干净利落，皮肤颜色像刚熟的麦穗，穿一身火红的僧袍，是个到处跟人吵架的藏族和尚。

路过的信徒刚好听见那句“到处跟人吵架”，便急忙解释说，大师千里迢迢来到这儿，是为讲经传法，怎么可能是吵架，那叫‘辩法’。

我亲自看了一场，觉着‘吵架’这词儿人家用得委婉了，加措应该是在骂人。

一个人对骂一群，时不时骂得好，骂到妙处，人家还会给他鼓掌。

我有时也会想起那间尼庵，想起小屋里被镣铐锁住的加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