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到底要做什么工作毫不关心。

我只清楚一个明显的现实：如果不设法离开那个集中营，就会庾死其中。可怜像我这样幼稚的女孩，对世事的险恶一概无知。一心幻想自己将用工作来挣钱；做梦也没有想到其中包含的危险。

当天晚上我们一行在三宝垄「Ｓｅｍａｒａｎｇ，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岸港口城市」的一个旅馆下榻。四个女孩挤在一间小房间的两张床上。就是睡觉的时候也有士兵监视。

我们质问，为什么不能给我们一定空间，保护隐私？他们只是简单回答说，那是上级的命令。

一夜无话。第二天早上，我们又被推上卡车继续最后的旅程。

我们被送到苏腊巴亚市工业区内的一幢大房子。房子位于一个兵营外面，那是我们的住处。内中有很多窄小的房间。一间房间被分配给一个女孩。房间除了窄小，也没有什么家具。一床、一椅，一个小衣柜和一张床边小桌，就是全部的陈设。除了我们，房子里已有大约十个从韩国来的女孩。

由于旅途劳顿，我倒在床上便立刻进入梦乡。

我大概睡了不少时候，到琳达叫醒我时，已经是吃晚饭的时间了。

我嘟嘟哝哝地回了一句『我不饿』，便又反身再睡。直到深夜才被一个进入房间的日本军官惊醒。

他的年纪不轻，大约五十岁左右，配有上校军衔。看起来是邻近的军事基地的指挥官。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基地是一个军事研究设施，叫做『アンチ流行给水ユニット』，即防治流行病净水供应部队。该设施有数百名军人，名义上是在进行预防传染病的研究。实际上，广为接受的谣传说，他们真正进行的是生化武器研究。基地内还有一个专门的小监狱，用来关押做为实验对象的受害者。

上校一言不发，示意我跟他走。他带我离开小房间，来到街上，向不远的另一个庞大的水泥建筑走去。它看起来像一座仓库，石头墙、粗木地板、高横梁天棚。除了一间大屋，整个建筑空空如也。

我被带进那间屋子。看见里面有各种各样叫不出名字的刑具。他们把房间布置成一个中世纪的刑讯室。

上校叫我坐在一把像牙医用的椅子上。把我的手脚牢固地捆在扶手上。然后，他从腰带上取下一把大刀，将我的衣服划成碎条，从身上剥离，直到我赤身暴露在他面前。上校不知我会日语。他用支离破碎的荷兰语对我说，他是一名医生，将要对我做全面的检查。

我不相信他的鬼话。主要因为他的行径与医生相去太远，其次，我也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所谓『检查』。

在检查过程中，他确定我仍然是个处女。并且，当然没有任何性病。他自己在内心挣扎，盘算今晚对我如何处置。他原想在当晚强奸我；最后又决定暂时放我一马。在我用日语向他说『谢谢』时，他感到十分惊奇，反应也有些怪异。他离开大房间，带回一套军服，要我穿上。并说只要我在这基地，就都要穿这制服。

我被押回自己的房间睡觉。这晚上，我睡得不好，老是听见隔壁房间传来的男女嘈杂声。次日早晨大约６点钟，被叫醒吃早饭。其间，我们同来的四人发现，大家晚间都被自称医生的上校『检查』过。他还选中安妮进行了强奸。这也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会在这儿。

安妮说，上校告诉她，日本人还在等待另一辆卡车到来。它会载来更多的荷兰女孩，加入我们的队伍。

我们会和韩国女人为伍，她们早已做了隔壁那个军事单位的研究人员的泄欲器。

我突然明了在晚间听见的那些声响的含义，这样，一切疑问都有了解答。

那天白天，日本士兵络绎不绝，一批一批来到这里，消失进韩国女人的房间。大约下午３点钟，一辆军车又带来十个韩国女郎。她们也按例分配了房间。

我们四个荷兰女孩都没有被来的日本兵强奸，到了上晚，我们才明白这是为什么。

晚饭时间，只有韩国姑娘被带到饭厅；我们四人被一个日本军官叫到一起，押往昨天来过的房子。只不过一天工夫，房子的内部结构有了极大的变化。原来那个巨大空旷的空间，已为迷宫似的走廊和它两边的房门代替。

我们被带进其中的一扇门，里面是一间较小的空屋子。房间里已经有四个韩国女孩，她们是那天早些时候来的。大家站在那里面面相觑，谁也不第一个打破沉默。虽然，每个女孩的心里都对即将来临的厄运有或多或少的准备。韩国女孩中有一个叫尹海英的会一点日语。她开始悄悄给我讲起她的故事。

尹海英和她的朋友金善子（她也是在场的女孩之一）原来是韩国一所学校的同学。战争爆发后，有人到她们的小镇招募工人去日本工厂做工。许愿说，厂方将提供住宿和优厚的工资。唯一的条件是应征者必须是从未去过日本的人。

尹海英和金善子被录取，与其他韩国姑娘一起去日本。只是在上船之后，她们才知道船不是开往日本，而是驶向荷属东印度群岛。在船上，整个航程中，她们被日本士兵严密看管。船到苏